日本史学家评价雍正皇帝时犯了常识性错误：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能否与他相提并论？

“雍正帝即位于1722年，略迟于俄国的彼得大帝，稍早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相当于日本的德川八代将军吉宗的中期，他取得了可与这些明君相提并论的政绩。”

将雍正皇帝与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倭奴国“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相提并论的，是著有《九品官人法之研究》、《论语之新研究》、《中国政治论集》的日本专家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1933年才退伍回到日本，他此前干了些什么大家都能想象得到——他就是侵华日军中的一个“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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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通”把雍正皇帝评价为中国最后一个称职的皇帝，并将其称为皇权体系的“最后完成者和实践者”，他所写的《雍正帝》一书，虽然有些纰漏，但总体评价还算客观，尤其是对许多谣言的罗列和辩驳，也称得上公允。

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通过宫崎市定的著述，来看一看雍正皇帝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雍正继位是否正大光明之前，宫崎市定先罗列了三条谣言。

谣言一、康熙驾崩前，并没有留下遗诏，他把大臣隆科多召到身边，拿笔在他的手上写下“十四”，让他展示给皇子们，已经被雍亲王胤禛收买的隆科多将“十”字用手指盖住，只将“四”字展示给众阿哥看，因此四阿哥即了位。

谣言二、隆科多并没有用手指盖住，而是用舌头舔掉了“十”字。

谣言三、康熙皇帝在纸上写下“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帝将其盗出，将“十”字改写成表示对象的介词“于”，于是就被读作“传位‘于’四阿哥”了。

这三个谣言，熟悉清朝历史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都是笑话，更知道“拾肆”改成“於肆”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康熙遗诏至少是要由汉、满两种文字来书写的，传位诏书那么重要的文书，康熙绝不可能写简化字，而且在正式场合和公文中，也没有几阿哥之说，正确的写法是“皇几子”而非“几皇子”，“传位于皇十四子”，怎么改，也改不成“传位于皇四子”。

这三个谣言，宫崎市定一句话否决：“不，不，雍正帝的继位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

改“十”为“于”，那就是一个笑话，事实上在二阿哥胤礽被废黜后，雍正这个“准嫡子”继位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康熙先后封了三个皇后，那就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孝懿仁皇后佟佳氏，赫舍里氏亲生的胤礽被废，钮钴禄氏无子，佟佳氏武子，但却收养胤禛为子。

清朝有个奇葩规定，那就是高等级后妃只要愿意，就可以替低等的答应、常在“抚养”孩子，而那么孩子就会成为“养母”的“亲子”——老十四胤禵（也叫胤祯）和四哥胤禛虽然都为乌雅氏所生，但因为不是抚养人不同，所以关系很不好。

康熙精通儒家经典，他对清朝前期（包括后金时期）的推举制十分不满，认为那样会削弱皇权而催生鳌拜那样的桀骜权臣，所以他选储君的时候，坚持“立子以嫡以长不立贤”，所以大阿哥乌拉那拉氏所生的庶长子胤禔虽然比胤礽更能打，但却绝无继位的可能。

宫崎市定在这方面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除太子以外，皇子们幼年时期都被养育在大臣等的家庭中，唯独四阿哥被留在宫中，在康熙帝第二位皇后（孝懿仁皇后）身边长大成人，先帝最清楚他的人品，对他寄予厚望。”

孝懿仁皇后就是佟佳氏，但她并不是康熙的第二位皇后而是第三位，其他的描述，倒是基本正确：康熙晚年，祭祀大典一般都由雍亲王胤禛代劳，而十四子胤禵则被派去西北边陲打仗。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储君胤禛守家供奉祖宗，其亲弟弟带兵出征，这就跟唐朝李渊给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的分工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老四胤禛还管着老十四胤禵的后勤补给，即使胤禵有李世民之能，也一直被四哥扼着咽喉：“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

虽然犯了常识性错误，但宫崎市定对雍正继位合法性的描述，还是基本准确的，尤其是他在浩瀚的史料中，还发现了老八胤禩被“开除家籍”的真正原因。

胤禩一连办砸了三件事却坚决不肯写检讨，还在朝堂上指天画地地发誓：“天地明察，我绝无虚言。我若虚言，一家俱死。”

当个哥哥的面发誓“死全家”，雍正皇帝自然大发雷霆：“一家全死，说得好！咱们就是一家子，可见你是向天祈祷灭亡我爱新觉罗！宗姓之内岂容得此人！”

古人都是很相信誓言的，如果不把老八开除家籍，万一他说了假话，上天就会灭了爱新觉罗满门，于是雍正把老八改名为“阿其那”。

宫崎市定在这里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他误解了“阿其那”的本意，也不知道那个名字实际是大臣公议的结果——哪一个大臣敢说皇帝的弟弟是“狗”？胤禩是“八狗”，胤禛岂不成了“四狗”？

史学家陈寅恪考证：“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雍正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简称宪皇帝）亦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

“阿其那”一语还有个来历，那就是胤禩被处置之后，常说自己是“阿其那”，这句话是满语，也就是“冰层里的冻鱼”或“冻死的活鱼”，在东北还有个说法，叫“冰夹鱼”。

胤禩以“冰夹鱼”自嘲，是说自己像冰层中被冻住的活鱼一样，上有阳光下有流水，但自己却在冰块中动弹不得。

清朝的王公大臣们并不全是目不识丁的武夫，能在朝堂上站稳脚跟，没有狐狸的狡猾是不行的，他们公议给胤禩更名为“阿其那”，也有提醒皇帝别让老八咸鱼翻身的意思：东北的很多鱼，在冬天被冻在冰层里，春暖花开，它就能重现生机。

“阿其那”是冰夹鱼，“塞思黑”是猪腰子筐（胤禛斥责胤禟“痴肥臃肿”），宫崎市定直接翻译成“猪”和“狗”，估计是没看到《清史稿》和《清世宗实录》的记载：“雍正四年二月，授允禩为民王，诸王大臣请诛允禩，上不许。寻命削王爵，交宗人府圈禁高墙。宗人府请更名编入佐领：允禩改名阿其那，子弘旺改菩萨保。 五月，令允禟改名，又以所拟字样奸巧，下诸王大臣议，改为塞思黑。”

《清史稿》有些草率，但《清世宗实录》与《雍正朝起居注册》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这两个名字，是“诚（亲王胤祉）、恒（亲王胤祺）二亲王奉旨所拟”，雍正批准的，用在胤禩、胤禟身上都很传神贴切，绝不是粗鄙的骂人话。

通过对宫崎市定记载的考证和辩误，我们知道了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和阿其那塞思黑的含义，接下来咱们再看看雍正为何能与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倭奴国的幕府将军跟雍正不是一个档次，咱们就不理他了。

德川吉宗是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在小岛上可以呼风唤雨，但是从明清两朝史料中来看，他只是个“假王”而已，还不如曹操的级别高，只能跟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平起平坐。

虽然宫崎市定对有些事情了解得不够全面，但是他对雍正这番评价，可能是准确的：“雍正帝丝毫不敷衍了事，每件事都不马虎草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政事之中，这种专注认真着实令我们敬服。像他这样有良知的帝王，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大概也无与伦比吧！ ”

雍正确实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而且是不厌其烦、乐在其中，他在朱批谕旨中说：“卿之报告颇为冗长，但无需致歉。虽甚繁冗，朕欣阅览之，乐而忘疲。即为数千字之长文，朕亦无一次不从头至尾览阅完毕。君臣之间不必如此客气。朕不认为自己是万世明君，但也绝非庸主。”

为了打消上书人的忧惧，雍正还在朱批中半开玩笑：“灯下随笔所书，莫哂字画之丑率也。因卿奏内有恐惧彷徨之语，援笔书此以谕。时夜已过半矣。”

康熙南巡，乾隆南巡，而雍正的休闲方式就是工作，他继位后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京城近郊的西山，他解释说：若是一日怠惰，一日的工作就积攒下来，日后必更加劳苦。

西班牙思想家戈埃斯评价说：雍正皇帝非常节俭，除了救济洪水等天灾的灾民外绝不耗费钱财，他拒绝为表达祝贺之意而为自己策划的宴会，他不允许别人制作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纪念碑，他比任何人都率先履行自己的义务，他所希望的是所有的人可以效仿他对自己的义务尽职尽责。

据戈埃斯考证，当时的中国甚至被欧洲人视为一种乌托邦，中国儒教的政治哲学被介绍到欧洲，被称颂为贤人政治的模范，这正是因为有像雍正帝这般与当时世界水平相比出类拔萃的真实案例，欧洲的思想界才得以进步的。

戈埃斯对雍正皇帝的评价是否过誉，宫崎市定有自己的看法和遗憾：“他认为战争是最不合算的，不知会给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我们提到君主立即会联想到战争，但雍正帝则不同，他是厌恶战争、喜好和平的君主。但是，没有建立武功的皇帝会立即被历史遗忘，真是可悲可叹！”

其实雍正朝也不是没打过仗，只不过是每一仗都打赢了，而雍正又不太喜欢自宣，所以不大为外人所知，他在东、北两个方向，都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他在雍正六年给第九任闽浙总督李卫（第八任是姚启圣）下旨，命他“严督各镇、协、营整顿枪械，不时巡哨，有通倭勾引穷民之奸商，访实拿究。”

在雍正一朝，只许中国商人到日本做卖货，却不允许日本商人来华采购，实现了白银入超，而日本江户幕府只能接受，并严令自己手下不可冒犯，倭寇基本绝迹。

通过宫崎市定的考证与描述，我们能从被忽略的史料中，重新认识一下雍正皇帝：在您看来，欧洲的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能否跟雍正皇帝相提并论，在清朝十多位皇帝中，雍正的综合能力和政绩，应该排在第几位？